霍普金斯是“高技派”（High-Tech）代表人物之一，與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羅杰斯（Richard Rogers）、尼古拉斯·格林姆肖（Nicholas Grimshaw）并稱為引領英國“高技派”建筑的四巨頭。其建筑作品的代表性特征是傳統材料與現代科技的精妙結合，以及節能環保的可持續策略。
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將1994年皇家金獎（RIBA Royal Gold Medal）授予了霍普金斯與妻子帕蒂（Patricia Ann Hopkins），并描述他們的作品為：“不僅僅是利用技術來建造精美的建筑，也不僅僅是以優雅的方式應對建造的困難與變化的任務，而是以磚石捕捉，以金屬傳達我們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愿望。”[1]
△ 霍普金斯夫婦 ©Charlie Forgham-Bailey
BBC曾于2014年推出一部紀錄片《建造現代世界的英國人》（The Brits Who Built the Modern World），介紹了六位以“高技”視野影響世界的英國建筑師，敘述他們如何以局外人和激進者的身份在時代中探索、應對質疑與爭議[2]。同年，BBC廣播的Free Thinking欄目播出了六位建筑師在RIBA的對談，主持人引用中國習語，將他們描述為“前人栽樹”的一代人——他們承前啟后，以先進技術，為英國乃至世界的城市建造文化、環境友好的“乘涼之處”[3]。而霍普金斯與妻子帕蒂，同在這六人之列。
△ 從左至右：泰瑞·法雷爾、尼古拉斯·格林姆肖、帕蒂·霍普金斯、邁克爾·霍普金斯、諾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羅杰斯，六位建筑師在RIBA ©Philip Vile | BBC
△ 霍普金斯夫婦在訪談現場 ©Philip Vile | BBC
作為“建造現代世界的英國人”，霍普金斯夫婦雖頭頂“高技”標簽，但一直在新舊之間博弈，嘗試安置自身不可割舍的歷史情結，同時肩負起建筑之外的社會責任。
霍普金斯于1935年出生在英國南部沿海城鎮普爾（Poole），并在著名的謝伯恩學校（Sherborne School）接受教育。14歲的霍普金斯，從其承包商父親向他展示的模壓水泥中，初次領悟到材料與構造的無窮魅力。學生時代的他，在英國AA建筑聯盟學院與妻子帕蒂相識，成為了事業伙伴并組建家庭。
△ 年輕的霍普金斯 圖源：Norman Foster Foundation
1960年代末期，英國“高技派”大膽利用工業技術的建造方式，刷新了人們的思維與認知。一眾出生于1930—40年代的建筑師，在戰后技術樂觀主義與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成為時代的焦點。
△ 從左至右：巴克敏斯特·富勒、邁克爾·霍普金斯、安東尼·亨特、約翰·沃克、諾曼·福斯特和詹姆斯·梅勒 攝影：Tim Street-Porter
當時的霍普金斯，先是為弗雷德里克·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工作，1969年又與諾曼·福斯特成為合作伙伴，擔任IBM臨時總部（IBM Pilot Headquarters）、威利斯大廈（Willis Faber & Dumas building）的建筑師。當時的他們堅信，建筑未來將采用模塊化、預制的形式，輕量級的材料將成為主流，建筑師與工程師之間的界限也不再分明。[4]
△ IBM臨時總部 ©Foster + Partners △ 威利斯大廈 ©Ken Kirkwood
直到1976年，霍普金斯夫婦共同成立了霍普金斯建筑事務所（Hopkins Architects）；40余年來，事務所的項目屢獲殊榮，尤其在生態與可持續設計上，造詣頗深。
而在霍普金斯夫婦建筑生涯起步之初，受傳統現代主義建筑教育的他們，在建筑實踐中延續了功能主義對機器美學的追求。其中最負盛名的作品——霍普金斯住宅（Hopkins House, London, 1976），是一座運用了輕型鋼和玻璃的建筑。即使帕蒂認為這座建筑“并不算是真正的‘高技’，它只是非?；A的16世紀工程”[4]，但它依然反映了“高技”的特征：簡單清晰的框架和真實表達的構件。
不久之后，霍普金斯的“高技”風格在格林王精釀酒廠（Greene King Brewery Draught Beer Cellars, Bury St Edmunds, 1980）項目上得到再次應用，這是他最具功能主義特征的建筑，如同一座“宏偉的棚屋”[5]。
△ 如今的霍普金斯建筑事務所 ©Hopkins Architects
△ 格林王精釀酒廠 ©Ken Kirkwood/Hopkins
1980年，霍普金斯事務所受委托，與合作緊密的工程師安東尼·亨特（Antony Hunt）一同開發帕特拉建筑系統（Patera Building System, London, 1982），這是一種玻璃與鋼的結構原型，由外部金屬桁架支撐輕質的外殼，其本身就可以作為一種產品生產，而不僅僅只是建筑的一個組成部件。這個原型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斯倫貝謝劍橋研究中心（Schlumberger Cambridge Research Centre, Cambridge, 1992）的設計。
△ 帕特拉建筑系統 ©Hopkins Architects
此階段霍普金斯的設計作品，關注的是建筑及技術本身，而非場地與環境，建筑作為一件“技術物品”，被設計和建造。
霍普金斯求學期間，除了建筑師教育，他也接受了類似于城市規劃師的教育，因而文脈與社會形態的種子也早早地深埋于其思維之中。在后續實際的城市項目中，場地與文脈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這顆種子便有了破土發芽的契機，并在日后逐漸長成其設計的牢固根系。
英國有大量冗余的公共設施、廠房，利用與再造成為建筑設計的不二之選。“有時我感覺作為一名建筑師，最佳的可持續措施是重新使用和解讀現有的建筑。”霍普斯金如是說道[6]，他和事務所開始注重本土化與地域化，運用磚石、木材等傳統材料創造了大量兼顧歷史與現代的作品，這些建筑被冠以“歷史主義高技派”之名，霍普金斯也被稱為“高技磚石”的創造者。[7]
△ 女王大樓（1995）中的橡木材質 ©Hopkins Architects
△ 曼徹斯特美術館（2002）的材質對比 ©Hopkins Architects
1987年的洛德板球場：芒德看臺（Lord's Cricket Ground: Mound Stand, London, 1987）就是霍普金斯設計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其首次考慮到城市環境中的歷史文脈，他描述該項目是自己“與歷史的和解”。[7]
在此之后，霍普金斯的實踐更加關注城市與物質的復雜性，在回應歷史與文脈的同時，兼顧建筑的“高技”表達，作為對其設計初心的保留與拓展。例如受意大利傳統宮殿啟發并將新舊建筑結合的布雷克恩之家（Bracken House, London, 1992）、采用傳統歐洲歌劇院形式的格林德伯恩歌劇院（Glyndebourne Opera House, Sussex, 1994）、大量使用預制結構的諾丁漢稅務中心（Inland Revenue Centre, Nottingham, 1994），這些項目都是現代材料結合歷史與地域性磚石的運用實例，霍普金斯常將輕質的鋼屋頂或薄膜材料置于具有歷史氣息的承重底座之上。
